包拯是中国古代最为著名的清官，他的一生为国尽忠，不但留下了各种广为人知的民间传说，也成为历朝历代官员廉洁奉公的标准。在民间的包公故事中，他被塑造成为不畏权势，敢于为民请命的青天大老爷。这些都是来源于他于权贵斗争过程中留下的各种历史故事，经过老百姓改编衍生出来的。本文要谈到的一则包公与权贵斗争的故事在历史上非常有名，是包公与权贵斗争的典范。为了这次斗争，他甚至被欧阳修污蔑为贪图官位，差点便提出辞官。实际上这次污蔑他的欧阳修等人才小人行径，枉自号称一代文宗。

在包拯与权贵斗争的故事中，有两则是非常有名的。其中一则是弹劾宋仁宗所宠爱的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，另一则便是连续弹劾张方平和宋祁两位朝廷权贵。包拯弹劾张尧佐的故事在民间被广泛改编，成为包公案各种版本故事中不可动摇的部分。而包拯弹劾张方平和宋祁的故事，却为他奠定了“包弹”的恶名，为宋朝的士大夫所排挤，让他在民间故事中呈现出黑脸包公的形象。实际上从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来看，站在包公对立面的张方平、宋祁、欧阳修等人才是真正的结党营私，投机钻营的小人。

事情发生在嘉祐四年的时候，当时为右谏议大夫、权任御史中丞的包拯突然出手弹劾了三司使张方平，控告他低价买卖富豪财产，仗势掠夺百姓产业。这个事情闹得很大，最终张方平被罢免三司使之职位，朝廷提议由宋祁接任三司使。可是包拯并不善罢甘休，再次出手弹劾宋祁。他认为宋祁的哥哥宋庠为宰相，如果弟弟再以三司使管理财政，必然会出现兄弟俩垄断朝政的现象。于是宋仁宗将宋祁封为龙图阁学士，外派离京知郑州。然后宋仁宗下旨，让包拯以枢密直学士之职暂任三司使，这让欧阳修非常不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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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是欧阳修在背后散布舆论，说包拯弹劾张方平和宋祁是为了贪图三司使的职务，并且引用了“蹊田夺牛”这个典故。这个典故出自于春秋时期的史书《左转》，典故表面的意思是牛踩坏了私人的田地，便将牛没收了赔偿给田主，其意为轻罪重罚。欧阳修在舆论中提到这个，暗指包拯贪图三司使的职位，所以连续弹劾两位待任的三司使，以便自己坐上这个高位。欧阳修的言论引起了朝廷内外的共鸣，很多士大夫和官员把矛头对准了包拯。迫使包拯不得不躲避三司使的任命，甚至有了辞官的意向。最终宋仁宗多次邀请，包公才正式担任三司使。

实际上从这个故事本身来分析，欧阳修的话完全是没有道理的，说是造谣诽谤都不为过。三司使固然位高权重，但包拯当时的地位已经不在三司使之下。宋朝的三司使是总管国家财务的首席大臣，一般而言都会家参知政事衔进入政事堂，位列朝廷副宰相的行列。所以在民间三司使又被称为财相，位在其他参知政事大臣之上。包拯当时虽然不是参知政事，但却是台谏系统的最高长官。他为右谏议大夫、权任御史中丞，直接向宋仁宗负责，所有参奏不需经过政事堂。可以说他是宋仁宗的心腹，是监督政事堂工作的专职大臣。

从包拯个人的工作习惯而言，他更擅长和喜欢做台谏系统的长官。这个系统在宋朝朝廷中非常超然，虽然没有政事堂的相公们那么光鲜亮丽，却是能直接与皇帝沟通的重要大臣。以包拯为民请命的目标来看，他必然会得罪各种权贵，只有作为台谏系统的长官，才能充分与权贵们斗争，维护国家和百姓的利益。在弹劾张尧佐的故事中，包拯就是这样的身份阻断了宋仁宗对张尧佐的任命，打垮了文彦博和张贵妃暗中勾结的图谋。当时正是因为包拯的胜利，迫使文彦博辞官外放，暂时解决了朝廷中保守势力一家独大的隐患。

实际上这次包拯连续弹劾张方平和宋祁，也不是为了三司使的职位，而是再次阻止保守势力独霸朝政的图谋。如果说上次弹劾张尧佐是宋仁宗并未意识到危机，是包拯和唐介等台谏官员们抢先下手的结果，而这次弹劾张方平和宋祁就宋仁宗暗中指示下进行的操作。可以说从包拯个人的政治风格和前途来看，当台谏系统的长官比当三司使更加合适，也更能发挥他刚直不阿的性格。但是当政事堂中再次出现独霸朝政的危机时，他也不得不出面配合宋仁宗，打破保守的文官士大夫集团对朝廷权力的垄断，让宋朝政权恢复到平衡状态。

从庆历新政失败后，部分参与庆历新政的官员为了重新回到朝廷中枢，便开始了与保守势力妥协，并互相勾结的操作。这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便是富弼、韩琦和欧阳修三人。他们背弃了与范仲淹进行庆历新政时的理想，投入了以文彦博为代表的保守势力阵营，成为文官士大夫集团的利益代言人。

最初宋仁宗召回富弼，让他和文彦博同为宰相，实际上就是要让新旧两派互相牵制掣肘，避免朝廷中出现某一势力一到家独大的情况。但是富弼回朝后一改往日激进改革的做法，事事依从文彦博，使得朝廷中保守势力大增，几乎垄断了朝廷政务上的话语权。

由于文彦博和富弼狼狈为奸，使得宋仁宗在朝廷中非常被动。除了文彦博被包拯和唐介弹劾离京的那段时间，宋仁宗几乎没办法掌控朝廷的大政方针。尤其是在包拯因为推荐人才犯罪被牵连离京后，保守势力的强大到了几乎要废立皇帝的地步。在之前的文章已经提到过，宋仁宗发疯的那段故事，就是为了对付文彦博和富弼的联合逼宫而进行的操作。当时宋仁宗假借发疯中止处理政务，以反对文彦博和富弼力推赵宗实为太子。然而文彦博和富弼则一面盯紧养病的宋仁宗，一面通过太监张茂则与曹皇后暗中勾结，力图强行推动立储。

好在宋仁宗及时发现了苗头，借着发疯高呼“皇后和张茂则谋大逆”的言语，并暗中调动禁军，把消息通告了外面的北京留守贾昌朝。这才使得文彦博和富弼的阴谋破产，他也顺利度过了即位以来最为危险的时刻。有了这样的经历，宋仁宗对文彦博和富弼更加的警惕，所以很快召回了包拯，以防止这些小人再耍花样。而这次包拯连续弹劾张方平和宋祁，就是在宋仁宗的授意下阻止保守势力再次出现一家独大的情况。他用包拯占据三司使的位置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，否则朝廷政事堂会再度成为保守势力一言堂，威胁到皇帝的权威。

在宋仁宗发疯事件之后，文彦博被外放出京，保守势力被有所削弱。但是在富弼的组织下，投靠保守势力的韩琦进京出任宰相，再加上早已投靠保守势力的欧阳修、张方平、宋庠等人，使得保守势力的权势大增。他们在谋求立储失败后，再次开始对完全掌控朝政发起行动。当时富弼、韩琦、宋庠已经是宰相，张方平也被富弼推荐为三司使，再加上权知开封府的欧阳修，整个东京汴梁城几乎再次成为保守势力一家独大的局面。出现这种局面宋仁宗是不希望看到的，更担忧再次出现皇权被架空的情况。

张方平仗着权势强买富豪财产的确不是什么大事，就当时的法律而言，他甚至可以推给家里的仆人。包拯抓住这个黑材料不放，就是阻止他进入政事堂出任三司使，防止国家财权落入保守势力手中。富弼再推宋祁接任三司使，其目的与张方平相同。可以说这是宋仁宗和保守势力争夺国家财权的斗争，也是维护皇帝权威所在。宋仁宗做事做绝，直接把包拯顶到了三司使的位置上，搞得保守势力无可奈何，富弼、韩琦等人谋求的一家独大的局面被打破。然后宋仁宗还让包拯出任枢密副使，兼管军权，彻底熄灭了保守派的野心。

从欧阳修不顾自己权知开封府的体面，亲自出面造谣诽谤的行为就可以看出，保守派被包拯的连续弹劾打乱阵脚。欧阳修本就是沉不住气的的，他的这种造谣抹黑，只能说明此地无人三百两。这也可以看出这些标榜着忠君爱国的名臣，背地里也都是蝇营狗苟的小人，为了私人权势无所不用其极。他们执政代表的不是整个国家和人民，而是既得利益的士大夫文官集团。当皇帝为了国家站在他们对立面的时候，他们甚至可以用出各种阴谋诡计的下作手段。好在有着包拯这样真正的忠君爱国的大臣，才使得他们的阴谋无法得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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